第二章 山河破碎勇抗爭

二、策反鶴崗偽礦警隊

1934年初，中共湯原中心縣委由夏云階主持召開各區(qū)委聯(lián)席會議。會議根據1933年10月9日中共滿洲省委制定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斗爭綱領》中“破壞日本強盜的一切軍事設備，瓦解‘滿洲國'的軍隊，吸收他們參加人民軍隊”的指示精神，確定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建立一支可靠的、有戰(zhàn)斗力的武裝，辦法是先爭取各地義勇軍和鶴崗煤礦等地的偽礦警隊，從而瓦解敵人、武裝自己。根據會議精神，1934至1937年，湯原中心縣委多次派優(yōu)秀共產黨員和地下工作者到鶴崗礦山及金礦開展工作，策反和爭取礦警隊、抗日義勇軍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隊伍，進一步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

湯原中心縣委曾兩次策反鶴崗偽礦警隊。1934年夏，湯原中心縣委指示在鶴崗礦山做工運工作的地下黨員施慶久立即開展鶴崗偽礦警隊的策反工作。施慶久設法打入礦警隊后，對上司俯首帖耳，和隊員們稱兄道弟、結朋拜友，千方百計搞好與上司和礦警隊員的關系，很快便當上了礦警隊的小隊長，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并成為鶴崗礦業(yè)所次長金井建吉的衛(wèi)兵。鶴崗煤礦地下黨利用這一特殊條件，將施慶久家作為秘密活動地點，凡是來礦山的地下工作者一般都住在他家，在他家召開會議、研究工作。

湯原中心縣委為了盡快爭取鶴崗偽礦警隊這部分武裝力量，同年又派高雨春來到鶴崗礦山，重點在偽礦警隊幫助施慶久做士兵起義工作。高雨春來到礦山后，依靠群眾建立了抗日救國會，并在礦警中發(fā)展了10余名抗日救國會會員， 同時策劃起義。為了加強礦警隊策反工作的力量，湯原中心縣委又將縣委保衛(wèi)部部長劉忠民派到礦山協(xié)助高雨春工作。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成立了3個抗日救國會小組，發(fā)展了600余名抗日救國會會員。抗日救國會的會員們經常把礦警隊、日本駐軍和軍械庫的情況匯報給高雨春和劉忠民。高雨春和劉忠民認為，策反礦警隊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礦上戒備森嚴，僅靠礦警隊的力量起義是不夠的。他們將鶴崗礦山情況向湯原中心縣委做了匯報，縣委決定適時由夏云階親自率領抗聯(lián)六軍攻打鶴崗礦山以爭取礦警隊起義。1936年1月，根據湯原中心縣委關于“應協(xié)助六軍做好襲擊湯原縣礦山鎮(zhèn)警察隊的準備工作” 的指示精神，擔任縣委委員的高雨春再次到鶴崗礦山做礦警隊的策反工作。1936年5月22日，夏云階率領抗聯(lián)六軍攻打鶴崗礦山，在礦警隊中的抗日救國會會員姬國珍和張維山等人的配合下，順利解除了偽礦警隊一隊的全部武裝，其中26名礦警隊員起義參加了抗日聯(lián)軍。

1937年秋，湯原中心縣委再次派家住鶴崗礦山的殷玉田、王金山做鶴崗偽礦警隊的爭取工作。為了掩人耳目、方便工作，縣委又派周慶文等十幾個人以包工名義為掩護在鶴崗礦山落腳，殷玉田當包工頭。經研究分析，殷玉田把爭取的重點放在礦警二隊隊長葛全恒身上。葛全恒和殷玉田都曾在原東北軍老五團共同抗日。老五團解散后，殷玉田隨劉振聲到“中俠隊”參加抗日，因負傷被黨組織派到鶴崗煤礦搞地下工作，而葛全恒卻隨王夢九投降日軍，在被改編的鶴崗偽礦警隊二隊里當隊長。憑著這種關系，殷玉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向葛全恒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和抗日斗爭形勢，喚起葛全恒的良知。在殷玉田、王金山等人的努力下，葛全恒又爭取了包括3個班長在內的10余人，并摸清日本駐軍裝配30多挺輕機槍、8門炮(5門迫擊炮、3門野炮)，還有8挺重機槍的重要情況。根據敵人火力情況，大家覺得這次起義最好讓山里的抗聯(lián)來接應才有把握。殷玉田給湯原中心縣委寫信匯報了爭取偽礦警二隊情況和由抗聯(lián)六軍接應的想法。在等待湯原中心縣委回信的時間里，日軍制造了震驚下江一帶的“三一五”大搜捕事件，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殷玉田、葛全恒、廉云洲等人被捕入獄， 導致策反鶴崗偽礦警隊二隊起義失敗。

三、德泰和中藥店的地下斗爭

在日本侵略者占領鶴崗礦區(qū)后，我黨地下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情報收集、交通聯(lián)絡和為抗聯(lián)籌集醫(yī)藥物資工作，支援抗聯(lián)斗爭，為礦區(qū)和東北的對敵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1933年3月在礦區(qū)開設的德泰和中藥店，就是當時我黨在礦區(qū)設立的一個秘密聯(lián)絡站。這個聯(lián)絡站在1933至1938年間，多次為抗聯(lián)領導人馮仲云、馬克正等在礦區(qū)的地下活動提供掩護，并多次為抗聯(lián)隊伍籌集醫(yī)藥物資、傳遞情報，為我黨開展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德泰和中藥店開在興山煤礦(鶴崗礦區(qū))新街基的一條破爛骯臟的街面上(現鶴崗市新街基四道街紅十字醫(yī)院一帶)。德泰和中藥店的主人叫翟延齡，是一個精通內、外科和兒科的外來中醫(yī)大夫。

翟延齡來到興山煤礦，最初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無法自立藥店門面，也無法行醫(yī)，只好到梧桐河金礦當了淘金工人。在梧桐河金礦淘金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工人陳芳鈞和呂盛田等人，并成為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

陳芳鈞和呂盛田等人得知翟延齡懂醫(yī)術，卻因沒錢無法行醫(yī)，便慷慨解囊，資助翟延齡開起了個中藥店，實現了翟延齡經營中藥、行醫(yī)治病的愿望。翟延齡醫(yī)術好，醫(yī)德品行也好，自開業(yè)以來，求醫(yī)問藥者絡繹不絕，藥店生意很紅火。

1934年夏季的一天，德泰和中藥店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聲稱找翟先生，說話口音不是當地人。見到翟延齡后，這人掏出一封信交給翟延齡。翟延齡接過信打開一看，信上寫道:“來人叫胡子明，是我的朋友，出溝到你那里，請好好照顧，對外不要聲張。”署名是金礦的工友陳芳鈞。

見是陳芳鈞的朋友，翟延齡馬上熱情接待，并把客人帶到后屋嘮了一陣家常。客人向翟延齡打聽一些興山街的情況，并對藥店的招牌提了建議:“這專治黑紅傷的牌子不如改為內科和小兒科，那樣生意可能會更好些。”當時，翟延齡并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建議的真正內涵，只以為是從生意的角度考慮的。

客人在德泰和中藥店住了兩天，每天早上出去，晚上黑天才回來。晚上點燈后，拉上窗簾關上門， 坐在桌子前寫東西， 直到深夜。每到這時，翟延齡和妻子林樹森都會按照客人的要求，用毯子把窗戶和門再遮上一層，而且夫婦二人輪流在外屋從門縫往外窺望，為客人把風放哨。

其實，胡子明只是來人化名，其真名叫馮仲云，當時的實際身份是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在東北抗聯(lián)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而陳芳鈞也是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只是翟延齡并不知道胡子明和陳芳鈞的身份。

后來，胡子明又來德泰和中藥店好幾次，對翟延齡夫婦的思想品質、政治傾向有了較深的了解，最后決定把德泰和中藥店作為他的一個站腳之地。

有一次，胡子明囑咐翟延齡在藥店準備一個秘密的藏身之所，以防不測和意外。翟延齡按照他的意見，在火炕的墻角處扒開了一個空洞，出入口留在墻角的炕面上，平時用被垛蓋好。胡子明再來時，看到這個隱身之處，十分滿意。

1935年春季，胡子明又來到藥店，直率地對翟延齡說:“要以藥店的名義，盡可能多進紗布、繃帶、藥棉以及各種急用的藥品。”臨走時，又明確規(guī)定了相互傳遞安全和危險的信號方式，以便及時聯(lián)系對方。他又強調說，這些信號必須按時到指定地點去做，以免發(fā)生誤會或意外。

經過三年多時間的密切聯(lián)系和接觸，翟延齡對胡子明及其所從事的工作已經基本明白了，而且十分佩服。不過，直到那時他對胡子明的真實身份仍然不十分清楚。盡管如此，翟延齡對于胡子明提出的要求，始終毫不猶豫地去完成，盡心竭力地去做好。對此，胡子明相當欣慰。轉眼到了1936年夏天。中共地下黨骨干馬克正從佳木斯專程來到興山街這個神秘的中藥店。

馬克正這次來的目的是取走存放在這里的內服外用的藥品和紗布、繃帶、藥棉等醫(yī)用物資。

對于馬克正，通過陳芳鈞平時的介紹，翟延齡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雖是初次見面，二人一見如故。交談中翟延齡問起胡子明的情況。對此，馬克正對翟延齡說:“你不知道他是誰？他可是抗日隊伍里的大人物，真名叫馮仲云，咱們一定要保證他往來安全，不能發(fā)生一點差錯。”直到這時，翟延齡才真正了解胡子明的真實身份，同時對來取藥品的馬克正也更加敬佩，并積極協(xié)助馬克正將這批醫(yī)藥物資秘密轉移到設在梧桐河抗聯(lián)隊伍的機密營地。

時隔不久，馮仲云又來到藥店，并把呂盛田找來。呂盛田是德泰和中藥店的資助人之一，曾經在梧桐河金礦當礦警隊員，真實身份卻是中共地下黨成員。彼時已被黨組織安排到鶴崗礦山以拴馬拉腳和開小雜貨鋪為掩護，做黨的地下工作。

馮仲云十分嚴肅地對翟延齡和呂盛田說:“我和陳芳鈞已經研究好了，從今天起，德泰和中藥店正式確定為我們抗聯(lián)的地下聯(lián)絡站。”從此，德泰和中藥店作為中共地下聯(lián)絡的一個秘密地點便正式明確下來。

(未完待續(xù)）